民国时候大令是什么意思？
“大令”是国民政府执政初期的法律文书中使用的一种公文形式，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命令、决定一类的文件。但是它的制作和颁布程序相当复杂，因此又区别于现在的命令。
在法制尚未健全的旧中国，行政主体除了通过发布行政法规制定行政行为外，还可通过发布各种命令、规章来调节社会关系。这些命令、规章经媒体报道公布后，即具有公共约束力，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产生重要的影响。
1928年《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之政权属于国民全体；治权属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第6条） “中华民国之行政权力，分为国务院权、司法院权与省政府权三者。”（第7条） 据此，当时划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大范畴的行政立法权，并分别赋予其不同的内容。
根据上述宪法性文件，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党代政，大肆扩军，把持政权的同时也垄断着法权，大量发布命令、通令作为制定法律的补充。据统计，从1928年至1948年的二十多年间，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共公布各类命令、通告13540件之多。平均每年下达400余件。
这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命令，有些是涉及某项政策或制度建立的“根本大宪章”，有些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发布的临时性指示，它们都是对法律法规的重要补充。 同时，为了适应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还大量发布特令，授权某些个人和机关处置特殊突发事件。如授予胡宗南讨伐中共的权利，授予阎锡山、冯玉祥、宋哲元等讨伐异己的权利，等等。这类特令一般没有规定的法律效力，但它所赋予的权利往往比成文的法规更有效力，也更具灵活性，因而受到各执政者的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