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帀上中央银行谁写的？
目前在我国流传的民国时期纸币上，出现过这样几个中央银行的签名：“中央银行付赠”、“经核准印发”、“经印刷部付印”、“中央银行印”、“中央银行印铸”。有人曾经怀疑，这些签名中有没有可能是宋子文、宋子良、蔡锡勇所书写的呢？
下面，我们不妨先看几组不同版本的图片，然后判断一下真假。
这里，确实存有较多“宋体字”的签名。但它的整体风格特征，与一般的“宋体字”是不同的，如它的字形长而扁，“口”字形折缝较细、较深，底部有时还带着一个类似“尖戳”的笔画。
这张纸片上部明显地浸染着红色，说明它是银行用于记账的“当票”。上面有“银钱业放款记号”、“中央银行”、“年月日”、“100元”等字样。从“银钱业放款记号”这个全称中，或可判断其为“银钱业放款凭证”。但它的签名却与普通的记号或当票不同，带有很重的“急就章”气息：一、行笔急促而跳跃；二、有连写（如“中央”、“银行”），亦有断写（如“一月”、“二十”）；三、笔道时略细，时略宽，结构布白也时松时紧；四、“左倾”较为明显。
这张“汇票”的时间是“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它应该是“金圆券”的，当然也可能不是。因其“汇”字下未标“法币”或“海关银”等字样，所以才有此一说。该汇票上的签名，属宋体字范畴，但它的字形与一般宋体字亦有多种不同：一、结构明显右倾；二、“口”字形折缝细而深，且凡“口”内之横笔皆向左侧上扬；三、各字笔画均细，其中尤以“汇”、“票”二字的最后一竖笔最为纤细，大概如黄豆粒大小。
这张“票据”最精彩、也最有说服力，因为它上有四个宋体字：“中央银行金”，其右侧有个带弧形的签名字体：“行付沈宗洽”。
对此，银行专家宋美龄曾解释说：中央银行最初创办时，没有印刷厂，存案和付印钞票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为办理，银行付印钞票，都须有“经手人”签押后才能拨交商务印书馆付印。所谓“经手人”，即行址在上海英租界内的一切事务，都由“商务印书馆”办理；而行址在闸北者，则以“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名义办理。同时，为节省支款手续，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并托商务印书馆经理许君远，上海经济辅导委员会理事长赵锡恩及上海国际银行团团长康心冰三人为上海各商业银行之“经济监督员”。许、赵、康三人都认识沈宗洽，故为沈签了这个名。
以笔迹学界权威们观察讨论得出结论：所有签名字体，均非宋子文、宋子良、蔡锡勇三人所书；也不可能是当时的中央银行副行长陈绍禹（即汪精卫）所写。至于许君远、赵锡恩、康心冰这三个人是否亲自签过字，由于没有样本而不好判断。但是，假如中央银行上所签之名的“沈宗洽”确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代为印制钞票的经手人，那么上海商务印书馆显然存有“沈宗洽”的笔迹样本。从“银钱业放款记号”、“汇票”、“当票”的时间考察，“中央银行”发行钞票的时间应在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上海之后。而“中央银行”在印制钞票时的这些签名，无疑为侦破“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纸币上的这些签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