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书法楷书诗集？
1828年，35岁的何绍基任广东学政，到广州主持科考时，在珠江边建了西园书社，与诸生讲求书画诗文之学。他在这里生活了四年多时间，每天晨夕都临帖不辍，广收博取，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乃至汉碑和北魏石刻，无所不观、无所不学，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楷书，以颜真卿为根基，又融入了北朝碑刻的体势，形成了结体宽博，笔画厚重、方圆并用、筋骨内藏于外的特点。这种笔法是他在学习唐代颜真卿《郭氏家庙碑》《颜勤礼碑》等碑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说文段注》中何绍基特别重视字形结构的安排，因此他把隶书、章草、楷书的笔意融为一体书写于纸上。这在他的《东洲草堂诗钞》中的七言律诗和五言古诗里表现得比较明显，如《题李瑞清卷后》云：“我昔学钟太傅，今将法伯英。纵横各有意，变化岂相蒙！古篆隶分合，正行楷参踪。古人无定法，法自古人功”，表明其崇尚自然，以古人为师，又不拘泥古法，而重在得“气韵”的精神风貌。
作品特点 何绍基书法初学魏碑，以后转益多师，融会贯通，成就极大。晚年尝以“五言古体，四书义、篆、分、真、行草书”六事自许，并谓“篆、分必晋人，行书必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草书须入右军（王羲之一称）门墙乃有眉目”[4]。故其书风，上接汉魏碑版及钟鼎器铭，下开康有为所谓“南帖北碑”之风，于清代碑派书法影响巨大。
作为清代碑派书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何绍基一生致力书法，自少年时就勤奋习字，直到老年仍每日不懈，甚至至老手颤，仍用右手提起，左手支撑来写字。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说：“余学右军《乐毅论》最久，自少至老未尝间断；学北朝《张猛龙》《郑孝仪》等碑，亦时时翻阅。近又临《曹娥碑》甚多；兼临摹《石门十三品》数次。”他还强调，要善于运用各种技法和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他说：“作字必须有我，我者性也。然性非寄兴于众技不能发，故我之在我，与物俱化，然后能尽万物之情态。此即孔子游于艺之意，而非宋儒所说主静之旨矣。”他又说：“若欲作字，先作意想。或作山川河流花鸟人物，皆可；久之胸中自有丘壑，然后下笔，自然神采焕发，非徒取姿媚而已。”从这些语录可以看出他强调个性解放、表现自我以及师古不泥的古朴审美情趣。 另外，由于常年坚持临帖和创作，何绍基的字写得颇多而且很认真，他一生留下的墨迹很多，仅据叶昌炽《语石》一书所载就有数十种之多，还有大量的稿本、手札等，这些都成了研究何绍基书法的重要资料。
历史评价 晚清诗人冯熙曾评曰：“君生平得力在于《张猛龙》一碑。故所作横平竖直，端严而腴润，盖有北魏《齐墓志》遗法。”（见陈振濂《中国书法史·近代卷》第66页）清末同光间书法家杨守敬称赞道：“国藩雅好斯道，而天资晚成，故其得力在三十后耳。所藏少卿墨迹最多，而中年力妙者绝少，足征所论非虚。至晚年用笔，实祖北朝，复通于汉隶，合于二王，可谓尽变晋、魏、隋唐以来正楷之法。且其用腕有力，故能沉着痛快，不拘一定。”（见刘熙载著、周裕锴审校《文字学绪论》第79页）吴昌硕亦赞其书“有浑厚飞动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