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瓷砖是日本人制造的吗？
2008年11月上海佳士得拍卖会上，清宋美龄官邸用盏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以2.3亿人民币成交，一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此次拍卖会上，另一件明永乐青花云龙纹扁瓶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但它的成交价仅为元青花罐子的一半。
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是因为这件文物的真实现场画面十分残忍。罐身纹饰高达64个人物，刻画了军师庞涓嫉才，举枪自尽，徒弟孙膑目睹师傅被害，悲愤交加，仰天长啸的画面。元青花罐上的这类故事寓意纹饰，国内仅见此一例。
元青花大罐本为伊斯兰教徒的墓地葬具，并非汉族传统礼制规定使用，从现收藏于伊朗的国家博物馆的元青花大罐的墓志铭得知，该罐子是专为一名称为“阿赫迈德·哈克”的伊朗贵族制作的。此元青花大罐为中国传世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考明代洪武时期，政府禁止进口阿拉伯瓷器，但禁令在实施七年之后即告松弛，在成化时期又再次禁止进口。元青花大罐传来自阿拉伯半岛，是通过澳门、东南亚转口到台湾、福建一带，再从福建转口到江西景德镇进行还原改造，最终流传到内地别的省区。
值得一提的是，明永乐青花云龙纹扁瓶的纹饰与此类似，但这件藏品却并未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同样一件藏品，因为“国别”不同，引起的反响和评价也截然不同，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国宝”的称呼在当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其实，无论是从现存史料的记载还是从传世文物的分析来看，无论是宋、元、明期间，还是清代，乃至国人对于外国瓷器的认识、认知和接受过程，对于外来文化的吸纳和排斥都是始终存在的，并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特点。
从明代嘉靖年间实行海禁以来，国人对外来瓷器特别是日本瓷器的需求和接受程度都相当高。日本的陶瓷业从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学习，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瓷器，以精致玲珑享誉日本各国。从17世纪德国人彼得•希尔德格（Peter Haldig）著作《日本志》中的描述来看，彼时日本瓷器已“完全具有了中国瓷器的风姿，甚至更让人流连忘返”，以至于前来购买中国瓷器的欧洲商人不得不“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天，把从日本购买的中国瓷器砸碎”——这不仅是因为日本瓷器过于精致，难以割舍，更是是因为日本摆脱了对于中国瓷器的依赖，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瓷器支柱产业。此时的中国瓷器正因其最为精致、奢华而处于顶峰时期，但与此同时，中国对于瓷器的认知和鉴赏能力却无法与之相配。《景德镇陶录》就曾评价彼时日本人制造的瓷器：“江户时代，日本精巧工丽，实仿吾民。近时擅名，颇有超轶古人者”。
清咸丰政权的覆灭和同光中兴的勃兴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机遇。传统的中国手工业遭到重创，传统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和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让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对于中国人来说，摆脱外国洋货的困扰，重振民族产业成了当时最为迫切的事。中国人需要一个可以代表自己的民族符号，中国瓷器自然而然地成了最佳选择。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前提下，现代中国陶瓷行业开始重新思考对中国瓷器的理解，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制瓷工业也开始重新塑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新型国民陶瓷。正如景德镇的现代名家名品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样，日本现代陶瓷也开始对自身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加以思辨，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有风格的陶瓷。
在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的今天，中国陶瓷对于广大国内消费者来说，不再只是餐具或是装饰品，它是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生活用品，更是国民文化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它必须能够代表中国人对于生活最高的追求，最精湛的制作工艺，最细腻的传统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