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翡翠有哪些特点？
1.明末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当时的玉石切割打磨设备，其中就有“水磨”： 这里的“水磨”并不是现代的概念，而是指用水力带动的研磨工具——水机（亦称水转）。在云南腾冲，至今还可见到类似的水磨房遗址。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翡翠加工过程的记载。
2.明代中后期开始使用缅甸玉作为书写材料。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十分喜欢来自缅甸的国宝——绿玉雕琢而成的绿色颜料。《明史·礼志》中记载了永乐皇帝赐给诸王钦差的绿色玉料： 以翠玉为匣，长七尺、阔四尺馀。 不过这种翠玉色相并不符合后世对“翡翠”的定义，而是一种绿色硬玉，属于如今所谓的“缅甸硬玉”或“原生玉”。
明代中后期的文人笔记中常有“缅玉”“缅甸玉”或“缅瓷”等名称，这暗示了当时中国对于东南亚地区（即今日的缅甸、泰国一带）玉器来源的认识。随着中缅边境贸易的发展和南缅泰族王朝的衰落，大量缅甸优质玉材输入中国并被用于雕琢饰品以及文房用具，这也使得“缅甸玉”成为明代以后人们默认的玉石称谓。
3.从明代中期开始，云南开始有少量翡翠加工成品输出海外。《明宪宗实录》中有一条令人意外的记录： 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十一月辛卯条，云南府“解玉丝六担送往乌斯藏（注：今西藏）赏赐寺庙”。这大概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关于翡翠工艺品出口的文献记载。
到了明代晚期，这种“边贸”有了进一步发展。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神宗诏令云南盐商李佛臣向暹罗国（注：今泰国）购金五百两，银万两，作为贡品献给国王。李佛臣因此被封爵，并获赐“尚方玉杯”，同时还有“玉碗、盘、碟各二对，玉壶四座，牙牌一付”之赏。这其中的“玉碗、盘、碟各二”显然是指成套的餐具，而“玉壶四座”则可能是用来装茶的酒具，说明此时已能用翡翠加工制作生活器皿了。
玉是明清时期象征皇权最贵的物品，所以清代帝王非常重视玉器制作，玉器制品的材质较明初要好。玉料的优良，为制作精雕细刻的玉器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各种玉器造型和纹饰的制作与表现提供了可能。明代晚期的玉器纹饰，虽然不像后期那样精致繁褥，但也趋向细致化，出现了大量表现文人生活情趣和文人画题材的玉器，以及表现世俗生活题材，如渔家乐、春耕等图案的玉器。玉器图案吉祥寓意手法也更为熟练，出现更多将文字、图形与图案巧妙配合使用的表现手法。
明代晚期的玉器，有如下几点制作特征。玉料使用，较明初为优。虽然白色与青白色玉料仍以仔玉为主，但也有相当部分山流水以及璞玉料。玉料中的墨玉、紫玉和黄玉等色料，已开始较广泛地使用，玉器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工艺制作，玉器表面打磨已开始较为均匀、光滑，但与清中期以后相比，玉器表面打磨光洁度仍有较大差距。玉器上的镂空花纹与雕刻边槽内，常有大小不等的糙点沙茬，器表也多有打磨不均现象。玉器上的钻孔，仍沿袭明代上小下大的特点，孔内也有打磨不尽的细小沙茬。玉器图案，龙纹的特点与前期无太大变化，只是龙身上的鳞纹，较前期更为繁腻，龙嘴拉得更长。
明代工艺玉器，特别是用作陈设和把玩的摆件，多雕琢得较为精致，器物表面莹润光滑。琢玉工艺多在继承前代基础上都有发展，其中尤以琢玉山子和仿古玉器有较高水平。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的两件嵌宝石镂雕云龙玉带，分别用青和青白美玉做成，雕镂双龙穿行于流云之间，龙身之下琢水浪纹，龙上镶嵌宝石而成星宿，图案繁密，工艺精湛。又如苏州博物馆珍藏的一对白玉兽面纹双铺首，高50多厘米，为罕见的明代玉器大件，镂雕浮雕工艺结合，繁缛细密，兽面五官刻画生动逼真。明代仿古玉器，形制与纹饰多以商周青铜器为蓝本，多有脱胎于商周彝器的玉觚、玉爵、玉卣、玉壶、玉簋等，仿制得十分精致工细，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到了清代中晚期，因战乱频仍，国力渐衰，工艺玉器的制作也开始走向衰落。虽仍能制作一些大型玉器和精工细作，但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不如中期了，有些玉器甚至粗糙得十分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