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圣旨是什么字体？
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着许多古代的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有一件不起眼的“文物”——光绪帝亲授大臣李鸿章的大红诏书。说它不起眼，是因为它没有皇帝玉玺的字样，也没盖皇帝的玉玺，只是皇帝的手诏罢了，这自然引不起游人的注意。殊不知，光绪帝御书的诏书，是研究中国书法的一个活教材。
我国书法有几千年的历史，这门艺术被封建帝王利用，成为了统治人民的工具和装饰品。皇帝的字被称作“御书”或“御笔”，臣民们把皇帝的字看作金科玉律，对皇帝书法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清代皇帝更喜欢利用书法进行统治装饰。
乾隆帝曾御笔亲书了“惟精惟一”四个大字，制作匾额，悬挂于紫禁城养心殿卧室正中，象征皇帝达到了孔子“惟精惟一”的“圣境”而可以主宰一切，臣民百姓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乾隆帝还把自己的“御笔”文字，选编成册。书名叫《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贴》。在法帖中的凡例里，皇帝自称：“著朕御笔冠首”，“以朕之书冠于卷端”，以显示皇帝书法之尊贵。这册法贴，就是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书法的汇集。
从所编入法贴中的字迹来看，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都有柳字的风韵。例如，所选用乾隆帝的一段文字是：
“《兰亭》墨迹，神韵流鬯。……朕于万几之馀，留意典籍，稽古右文，考书家派，……虽未敢于古人比肩并驾，要亦有所本其所自，学之有得耳。……”这字迹清秀流畅，很像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以书冠冕百代”的柳公权的楷书，也对这些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大臣沈德潜的诗风和皇帝的旨意相合。雍正、乾隆年间，大肆提倡用古奥艰深的典故来阐述封建礼教、封建纲常，以美化封建皇帝的形象，沈德潜的诗与之暗合，所以备受乾隆皇帝的青睐。沈德潜被授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被称作“当朝诗臣之冠”。
沈德潜的诗《上敕赐宴翰林诸臣诗》、《登岱诗》，受到乾隆的称赞。沈德潜有首《圣德诗》，其中写道：“天声先远慑，庙略固潜谋。……皇祖建寰宇，……皇考定东州。陛下缵鸿绪，一统常维新。……中外尽臣仆”。沈德潜谄媚皇上，终得厚赏。
大臣方苞，提倡写“古文”，为雍正皇帝所赏识。方苞“以经术为原本，而其文具有法”，在方苞授意下，刘大櫆、姚鼐等文人写了一种“法言”文体，为皇帝撰写“谕旨”，“法言”也成了朝廷的“御用文体”。
与方苞、沈德潜同为桐城学派的方受畴、刘大櫆等文人，为皇帝御制“法言”，姚鼐在方苞、刘大櫆等人的影响下，被嘉庆皇帝赏识，授编纂、评明史纂修，官至湖南（长沙）学政，他撰写的《八代文标选提要》，为嘉庆御选《古文渊鉴》所取法。
桐城派文人、书画家如姚鼐、方东树等还充当了为皇帝教授书法艺术的角色。桐城人方东树，曾任乾隆皇帝的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讲官。
乾隆皇帝御书“清慎勤”三字，是清王朝统治人民的基本策略之一。清代皇帝，提倡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以保持封建秩序的“和谐”；提倡慎于施政，宽以待民，维持社会的“稳定”；提倡为官清正，以保住封建政权的根基稳固。
因此，以“清慎勤”三字做主题思想的文章，成了清朝大臣们常写的文章题目。如李绂的《清慎勤铭》、尹会一的“清慎勤实治民之要”、刘大櫆的《勉清慎勤》、钱大昕的《清慎勤三字箴》、方东树的《清慎勤说》、刘文淇的《清慎勤》等。
雍正皇帝为了巩固清王朝的政权，以“勤”字为纲，倡导大臣们为皇帝“效劳”尽力，在朝廷上推行“勤”字为纲的“勤政”政策。于是，以“勤”字为文题的篇章、文论、奏折，如沈德潜的《勤礼说》、方东树的《勤勉说》、纪昀的《勤劳论》、程晋芳的《为政以勤论》等。
由于受以“勤”为纲的“勤政”思维支配，清代皇帝的书法，以“柳体”为主流。柳字，字形长方，字画短小，笔力遒劲，结构匀称，有“劲健道媚”、“风骨凛然”之美。
沈德潜对“柳体”推崇备至。他对颜真卿的行草书推崇为楷模，对其楷书却不齿。他说：“颜真卿行草，鲁公之本色也。……至于楷书，不复与行书同法……殊减风神，盖古书以篆为形，楷书以行为形，故也。……柳书亦多法颜，然于精熟之中出之，而意态乃健，鲁公之行笔也。今法帖真行行草并有之，亦有楷法以行笔行之者，以颜不如柳也”。这就是说，颜真卿行书好，楷书差；柳公权的楷书之所以好，就是仿照了颜真卿的行笔方法写的。
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台阁体”，到清代，“台阁体”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楷模。所谓“台阁体”，就是以馆阁为楷模，要求笔划精巧，体式华美。“馆阁”，亦称“翰林”，明代翰林院士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写的文章“典雅”，字也写得漂亮。馆阁的字，就是“台阁体”。
为适应“台阁体”的要求，清代开始，将“馆阁”确定为“八股文”和“馆阁体”，把“馆阁”变成教封建子弟八股和书法的一种机构。清代“台阁体”发展到了顶峰，以至使书法艺术成了御用之品。
清代“台阁体”虽是皇帝御用之品，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但对“柳体”起了极大的促进和发扬光大之功。